8月以来，湖北、广东等地多家中小银行相继上调存款利率。
证券配资门户入口在宏观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业持续压降负债成本的背景下，多数中小银行下调了存款利率，因此前述“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引发市场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有明显的阶段性揽储特征，不具备普适性，且与近期部分国有大行集体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并无直接关联。
逆势上调，最高超30个基点
进入8月，多地城商行、农商行及村镇银行公告，对挂牌存款利率或特色存款产品利率进行上调。总体来看，各家银行的上调幅度在10—33个基点（BP）之间。
比如，湖北监利农商银行的公告显示，自2026年8月8日起，该行特色存款产品“福满盈（5万）”和“福满存（20万）”各期限的年化利率均上调15—25个基点不等。以“福满存（20万）”为例，调整后，该产品一年、二年、三年期年化利率分别为1.30%、1.40%、1.75%。
8月4日，广东五华惠民村镇银行公告，自8月5日起调整人民币存款利率，调整后对私整存整取存款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期年化利率分别为1.30%、1.28%、1.58%、1.30%。
此前，广东五华惠民村镇银行曾在今年4月调整过挂牌存款利率。根据彼时公告，该行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期存款年化利率分别为1.30%、1.17%、1.25%、1.30%。以此推算，本次调整后，广东五华惠民村镇银行二年、三年期存款利率分别较此前上调了11个、33个基点。
阶段性揽储需求推升利率
在银行净息差持续承压的大环境下，部分中小银行为何逆势上调存款利率？多位受访业内人士表示，这主要源于中小银行的“阶段性揽储”压力，并不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率走势出现了拐点。
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告诉券商中国记者，当前中小银行针对存款利率的举措出现分化，是不同银行基于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经营和竞争策略的差异化、市场化选择。
“下调存款利率主要是响应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压降负债成本、稳定净息差，上调存款利率则是为了稳定负债，通过阶段性上调利率以留住到期存量存款。”娄飞鹏表示，这类利率变化通常是单家银行的调整，不具有行业普适性。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也表示，近期部分中小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属于典型的阶段性、区域性防御行为，并非趋势性逆转。
“此轮上调存款利率的机构，主要来自湖北、广东等地的县域农商行和村镇银行，调整幅度多在10—30个基点，与行业内其他银行调降利率的现象并存，形成‘有升有降’的分化格局。”董希淼认为，在净息差持续下行的背景下，中小银行调降存款利率依旧是主流。
他还表示，这种逆势上调的举措，是以牺牲一定利润为代价来换取流动性。在存款利率整体下行大势未变、净息差进一步被挤压的现实约束下，此类操作往往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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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五年大额存单重启无必然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有市场观点认为，部分中小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或与近期大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有关，因为这一动向加剧了揽储竞争，并将压力传导至中小银行的负债端管理。
实际上，为了压降高成本负债，多家国有大行曾一度停发或压降三年期、五年期大额存单的规模。然而，7月以来，中、农、工、建等四大国有行和多家股份行重新上架了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最高年化利率达1.80%。
大行重启五年期存单，对中小银行上调利率是否有带动作用？多位从业者认为，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中小银行存款利率阶段性变化的现象，和大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无直接关系。根本原因在于中小银行自身的经营困境——负债来源有限、客户黏性不足、产品和服务选择空间小，在与大行竞争时缺乏有效抓手，只能被动采取‘让利稳存’的策略来守住负债基本盘。”董希淼表示。
开源证券研报认为，五年期大额存单重启发行，是制度端、供给端、需求端共振的结果。在制度端，《大额存单管理办法》落地后，大行若想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需向利率自律机制报备发行额度并接受窗口指导。从发行方式看，各行均限量发行，每日固定时段放额度、热门利率档位快速售罄，体现了额度管理的典型特征，或反映本轮重启是获批多少、发行多少的有序推进，而非全面放开。
“大行重启大额存单，基本采用总量控制的方式，先明确了发行规模再发行，因此将两个现象关联的理由并不充分。”娄飞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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